张蕙兰叶兆言:南京王谢故居不过是个伪文物-大家

叶兆言:南京王谢故居不过是个伪文物-大家



提起大家都熟悉的南京古城,必定会联想到明朝时才建造起来的城墙,好比说起中国古代历史,脑海里首先会冒出北京的八达岭长城。淮水东边旧时月,夜深还过女墙来,古城砖砌成的高大城墙,足以给人们留下一个高大尚的城市印象。高高的城墙上有可以用来射箭的城垛,推开厚厚城门,穿过深深门洞,你就可以走向中国古代城市的深处。
南京明城墙的长度据说是世界第一,然而后人恐怕无法想象,早在六朝繁华时期的南京,城墙又是什么模样。大家不会想到,自孙吴定都南京,经历了东晋和刘宋,已经有过三个王朝的古城南京,它的城墙一直都是以竹篱笆围成。


南京城墙遗址
说起来很可笑,那时候整个城市看上去,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竹寨。所谓六朝古都余梦婷,所谓六朝繁华,拆穿了看,有时候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可爱。《南京通史六朝卷》第128页,对前人所述这方面的有关文字,进行了一番梳理:
《南齐书》卷二三《王俭传》云:“宋世外六门设竹篱,是年初,有发白虎樽者,言‘白门三重门,竹篱穿不完’。上感其言,改立都墙。俭又谏,上答曰:‘吾欲令后世无以加也。’”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三五《齐纪一 ·高帝建元二年》亦云:“自晋以来,建康宫之外城唯设竹篱,而有六门。会有发白虎樽者,言‘白门三重关,竹篱穿不完。’上感其言,命改立都墙。”白门即宣阳门。《宋书》卷八《明帝纪》云:“宣阳门,民间谓之白门。”《建康实录》卷七注引《地舆志》(按:应为《舆地志》)亦云:“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……宣阳门,本吴所开,对苑城门,世谓之白门,晋为宣阳门,门三道,上起重楼悬楣,上刻木为龙虎相对,皆绣栭藻井。”
南京别称白门就源于此,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,认为与白下有关。六朝金粉,白门飘柳,因为城北有座山,山上都是白晃晃的石头,南京一度取名为“白下”。李白有诗,“驿亭三杨村,正当白下门”。清朝诗人王士禛也有诗,“秋来何处最销魂,残照西风白下门”。古时候的白色也没什么不吉利,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改变了,有了忌讳,《南史·宋纪下·明帝》:
宣阳门谓之白门,上以白门不祥,讳之。尚书右丞江謐尝误犯,上变色曰:“白汝家门!”
这个记载太生动,大臣无意中说到了一句“白门”,皇帝顿时不高兴,龙颜大怒,竟然脱口而出:“白汝家门”,翻译成流行的大白话就是“你们家才白门呢”。这个禁忌好像一直都有延续,一千五百年以后,到了文革时期,南京的白下区也觉得“白下”二字不好,曾改名为“红上区”。
当时的白门,也就是宣阳门,应该在今天游府西街一带。这个白门是六朝都城的南大门,它的位置给了我们一个提示,那就是六朝时期的南京都城,与后来城南繁华的夫子庙一带是远远隔开的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豪情笑江湖,南京的这个宣阳门,基本上也就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。当时也没什么太大的城乡区别,皇城如果是一栋大别墅大豪宅,所谓城区也就是个竹篱笆胡乱圈起来的大园子,它究竟有多大,真不好说。
公元480年,南齐太祖萧道成在南京“立六门都墙”。这个一步到位的“都墙”邱庆枫,究竟是夯土墙,是砖墙,还是砖包土墙,有争论。“立六门都墙”是指对整个都城的城墙进行改造,还是指对宣阳门等六座都城城门部分改造,也有争论。从文献资料来看,六朝时期南京卫星城堡中,除了石头城在东晋末年“加砖累甓”之外,东府城,西州城,新亭垒,白石垒都还只是夯土城墙,它们都在都城之外。

再从后来的考古发掘看,孙吴时期的武昌城也是夯土砌造,同一时期的京口铁瓮城城垣是利用自然山体加筑夯土墙,部分墙体外包砌城砖。晋陵罗城城垣为夯土砌筑,外包城砖,只有长江北面的广陵城是砖砌城垣。2001年以来,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建康城遗址发掘过程中,发现了包砖的夯土城墙遗存。据此,专家们推测望洋兴叹造句,六朝时期的南京城,也就建康城垣应当是夯土垒筑,外包城砖。
作为古都,南京城是南北文化交流的产物。在孙吴时期,多宫制的布局,也就是东一处西一处的建筑物,既是对中国古代都城的继承,也是因为“江左地促,不如中国”的限制,因为当时的南京地形,水网交织山陵起伏,城市规划不可能像中原那样“阡陌条畅,则一览而尽”,只能因势利导,只能“纡余娄曲,若不可测”。
南京城的设计,从一开始,就有一个向北方虚心学习的过程。学不像,是因为各种条件限制,有些地方想学也学不过来江山志远。我们已经不止一次解释过,在中国古代,迄至三国时期,南方的经济都远远落后于北方。在城市建设上更是如此,造城运动既有政治因素,同样也要看经济条件,看经济实力。东吴定都南京,在城市建设方面,已经有一些向北方曹魏都城学习的例子。到了东晋南迁,这个王朝是从北方迁徙过来,它自然会希望自己居住的都市,能向北方旧都“街衢平直,研陌条畅”的方向发展。
一个由竹篱笆围起来的城市,它的安全性显然是可疑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,只能是“防君子,不防小人”,攻入这样的城市轻而易举。因此,在坚固的城墙修筑好之前,南京并不存在什么城市保卫战。要打仗,都是在城市外围摆开阵势,你来我往地较量一番,决出一个胜负,决定这个城市归谁所有。南京城的石头城,新亭垒,白石垒,甚至包括东府城和西州城,最初都是用来防御的军事堡垒,要拿下南京,首先就要攻城拔寨,解决这些点状结构的城堡,全面防御一个由竹篱笆包围起来的城市是不现实的。换句话说,这样的城市在当时,其实差不多就是开放的。
不止是无可奈何的开放,而且它也不像北方都市设计那样,有着非常严格的社区划分。六朝时期的南京居民,从来源上看,南方吴人以土著居民为主龙蛇大战,北方人主要是永嘉年间衣冠南渡的北方流民。所谓“俄而洛京倾颠,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”,根据《晋书·地理志》记载,东晋时期在南京地区设立的侨郡侨县有二十多个。最早设立的一个侨县叫“怀德县”,后改名为费县,专门安置跟随司马睿一起从山东琅邪来的千余家南渡人口,其中大族有上百家,他们居住的地方,就在靠近皇宫的鼓楼一带。
位于南京都城东北的江乘县,因为靠近长江,安置了南东海,南琅邪,南东平和南兰陵四个侨郡,以及临沂,阳都,即丘等侨县。东晋以后,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有七次,据专家考证,当时南渡人口有九十万,占北方人口总数八分之一。东晋南朝所辖区域内刘雯卉,六分之五为本土居民,六分之一为北方侨民,其中又以江苏境内侨民为最多,约有二十六万。南京城内就更多了,聚集在这里的南渡北人,数量几乎与土著人口相差无几,因此这些人的实际存在,大大改变了本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。
当初王导刚到南京时,做的第一件实事,就是赶快学说南京话。当时南京人说的都是吴语,与今天的苏州话上海话应该差不多,都属于同一个语系。譬如南朝乐府中的吴声歌曲,就是用吴语传唱的歌谣,《晋书·乐志》称“自永嘉渡江之后,下及梁、陈,咸都建业,吴声歌曲起于此也”。王导来南京以后,不仅学会了地道的吴语,而且还经常在同僚们面前卖弄。很显然,作为东晋的丞相,他这样做,会显得非常亲民,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有记录:
刘真长始见王丞相,时盛暑之月,丞相以腹熨弹棋局,曰:“何乃渹?”刘既出,人问:“见王公云何?”刘曰:“未见他异,唯闻作吴语耳!”
渹是吴语“冷”的意思,读如[ qìng ],弹棋则是一种已经失传的古人游戏,有点像今天的桌球。刘真长即刘惔,魏晋八君子之一,简傲高贵好清谈,也是一位驸马爷,娶了晋明帝的女儿庐陵公主司马南弟为妻,与桓温大将军是连襟。当然,上面这段对话,关键还是“唯闻作吴语耳”,短短六个字,把王导的卖弄和刘惔的不屑,纤毫毕现暴露无遗。
事实上,王导学习吴语,说明他已经看到了未来,知道要想让东晋在南京立足,站稳脚踏,要想管理好这一片区域,掌握吴语,不仅必要,而且必须。因此,不止是丞相王导向南京人学习吴语,本来是说吴语的南京人,也情不自禁地向北人学习官话。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入眼,相互歧视,相互讥笑,并不妨碍他们相互卷着舌头模仿对方的语言,这种模仿的最终结果,就是南京出现了一种南腔北调的官话,一种六朝时代所特有的普通话,它既不像吴语,又难免“南染吴越”,无复纯正的中原地带口音。
普通话向来是一种妥协的产物,南北文化在南京融合的趋势,谁也改变不了。既然南人和北人在南京这个城市中,人口比例已经旗鼓相当,那么相互敌视也好,相互看不起也罢,交流总是避免不了。你影响我,我影响你,互相学习就成为必然。当时南京的居民,大体上可以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,说白了就是有钱有势的豪门和无钱无势的寒门,就是富人和穷人。“小人率多商贩,君子资于官禄”,南京作为六朝都城,官署密集,官僚及其家眷,还有在衙门里当差的府吏,为豪门服务的僮仆奴婢,将帅的部曲宾客,商人和僧尼,手工业者也就是所谓的匠户,成为本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部曲和宾客是六朝时特有的文化现象,部曲是古代军队的编制,大将军营五部,部校尉一人,军司马一人三乡雫。部下有曲,曲有军候一人。曲下还有屯,屯长一人。到了南北朝,部曲已成为世族大姓的私人武装,干脆就称为家兵,地位越来越卑微。家喻户晓的《千字文》就产生于南京地区,其中“户封八县,家给千兵”,“八县”和“千兵”都是虚指犽翁,且耕且战,平时是佃客张蕙兰,作战时是部曲。世族大姓衣冠南渡,部曲也就跟着一起过来当侨民,这也是当时并不算太大的南京城,能够拥有二十多个侨县和侨郡的原因之一。
当时官员们即使出为外郡,到外地去做官,通常也都习惯把家人留在南京。只要是个人物,“在京师皆有住宅”,都要在这置房子买地。东吴时期孔锵,达官显贵的府邸,多分布在秦淮河下游的两岸,“高门鼎贵,魁岸豪杰”,左思《吴都赋》里已作了出色的描写。东晋初年,秦淮河下游南岸,仍然还保留少量贵族邸宅,如王谢两大家族渡江后,就卜居在南岸的乌衣巷。
此乌衣巷与今天的乌衣巷并不是一回事,而今天夫子庙地区的王谢故居,也是个地道的伪文物,与当时王谢两大豪门毫无关系。事实上,你很难想象昔日的王谢子弟,会从同一个大宅门里进进出出。衣冠南渡以后,南京的大多数贵族邸宅,很快集中到了秦淮河北岸,《建康实录》上便说:
京师鼎族,多在青溪左及潮沟北。俗说郗僧施泛舟青溪,每一曲作诗作一首,谢益寿闻之曰:“青溪中曲复何穷尽也。”

说起来,富人应该住在富人生活的区域,穷人都应该住在穷人待的地方,有身份和没身份的人应该分开。在中国城市规划的实践中,中原都市无论是曹魏的邺城,还是西晋的洛阳城,以及后来北魏的洛阳城,基本上都是严格按照“仕者近宫,工商近市”的原则设置里坊,安顿普通老百姓,处置底层人口。在北方平原地区并不难做到这一点,南京城区因为丘陵起伏,水网密布,在实际建设中,安排居民的生活区旺旺心语,特别是达官显贵的府邸,显然不可能完全受这个规范约束。从某种意义上来,东晋以后的南京拉法埃拉,并没有什么富人区,居民点显得更自由,更随意,既可能是南人和北人的同居,也可能是穷人和富人的混杂。
以当时的居民区里坊为例,在建康城的里坊中,有的里坊人烟稠密,如长干里就包括大小长干和东长干,这一带吏民杂处,地广人稠。有的里坊建有皇家苑囿,如建兴里设有建兴苑。更多的里坊中点缀有寺庙,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,几乎渗透到都市的每一个角落。如佛陀里有建初寺,即大市寺,蒋陵里有竹园寺,方山有定林寺,长干里有长干寺,蒋山里有蒋山寺本业寺,中兴里有南林寺,定阴里有惠日寺,太清里有解脱寺,斗场里有斗场寺。艾婷婷


定林寺
所谓有文化,就是敢变化,东晋以后的南京城,在原有的东吴都城基础上,基本上仿照中原魏晋洛阳城和曹魏邺城布局,因为不可能完全照搬,它没有那样便利的自然条件,结果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,而这种近乎随意的清新风格,又是后来北魏洛阳城的借鉴蓝本,强制性地把富人和穷人分开,显然是脱裤子放屁,没那个必要。
毫无疑问顾晴菲,六朝南京特有的里坊格局,随着建康城的越来越繁荣,在某种程度上,又必然会悄悄地影响北方,会对北方都市规划布局,产生潜移默化的催化作用。最显著的例子,北魏洛阳城的里坊就和建康一样,开始广布于都城内外,“仕者近宫,工商近市”,不再是那么绝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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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嘉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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